田余庆说唐长孺
【编辑说明：田余庆先生这篇发言，收入《师友杂忆》，海豚出版社，2014年。除这篇发言以外，田余庆先生多次在多个场合表达过对唐长孺先生学术成就的敬仰之情，我们从他给学生的一封私信中摘引部分附在后面。】
接替陈寅恪，树立了一个新的路标
《唐长孺全集》首发式上的发言
田余庆
我多年没有参加过这类学术会议，自然淘汰，在史学方面我属于“出局”的人了。这次愿意来参加，是因为自己在学术方面受惠于唐先生很多。唐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以下简称《论丛》）刚出来的时候，我正在北大讲秦汉魏晋南北朝的课程，边教边学，在这个领域摸索前进。读了唐著，震动很大，受惠至深。所以我愿意参加这样一个盛会，表示对唐先生的感谢之情。
首先从《唐长孺文集》这部书说起。这部书我用三个词来概括，一个是精致，再一个是典雅，第三个是厚重。这样一部重量级的学术著作，在开本、版式上并没有特别的讲究，和唐先生的文章很匹配，和唐先生的为人也非常一致。
《唐长孺文集》，中华书局，2011年
我跟唐先生个人交往不多，主要是学术关系。唐先生去世的时候，我从北大发出挽联，那是周一良先生倡议的。周先生要去美国，估计会在纽约住一些时间，行前听到唐先生病比较严重，就商量说如果有事发生，要发一个挽联，不只是一般的表示哀悼，而应该有学术上的评价，以示尊敬。挽联的立意和文字推敲，是周先生的主意，我们一起商量定了。上联是“论魏晋隋唐，义宁而后，我公当仁居祭酒”；下联是表示哀思。这不但表达我们自己，而且也确实表达了北大历史系同行对唐先生学术成就的敬重，以及史学界对失去了唐先生这样一位重量级人物的哀思。
唐先生是十分谦虚的人。1984年，我随周先生一起到成都参加魏晋南北朝史学会成立大会，回程特意到武汉，借此机会拜见唐先生。在武大，周先生做了学术报告，我也跟着做了发言。我说我这次是朝山来了，刚刚朝了峨眉，现在朝珞珈，来拜见唐先生。我说的是真情，是实话。
唐先生当时在座，听了之后表示不安，立刻从座位上站起来，说了好些谦退之词。唐先生的为人为学，是大家公认的，他这种谦退的态度，更增加了我们对他的敬仰。
唐先生早年的学术活动主要在南方，北方学术界知之不多；抗日战争时各地隔绝，学术信息更少。上世纪50年代唐先生的《论丛》刚出的时候，大家并不太熟悉他。我读了之后，感觉到异军突起，怎么忽然出来一个那么高水平的学者！中国古代史研究，很久没有出现这么高水平的著作了！
魏晋南北朝这个断代，长久以来，并不被研究中国古史的人重视。这段历史处在汉唐两个辉煌盛世之间，就像欧洲中世纪史早期被当作黑暗时代看待一样，是夹在中间的一段，在古史上被视为闰位。陈寅恪先生对魏晋南北朝的重大问题进行概括和研究，起先也是作为隋唐制度渊源的追溯，上溯到魏晋南北朝的。但是从此以后，很多问题陆续被发掘出来，引起大家关注。
中国唐史学会成立的时候，据说不少人还认为涵盖了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后来到处抢着建立学会，每个断代，每个方面，每个地域，都建立了学会。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就是在这个风气下建立的。我记得魏晋南北朝史学会成立，唐先生没去。但是，将魏晋南北朝和唐史结合在一起，接续陈寅恪先生，在陈先生树立的丰碑之后树立了一个新路标的，是唐先生。
接续陈寅恪先生，在陈先生树立的丰碑之后树立了一个新路标的，是唐先生
唐先生的重大贡献，在冻国栋先生写的《前言》里面概括得很到位，我再说也不会超出这个范围。经过唐先生之手，几乎把所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制高点一个一个都攻占了。也就是说，他对魏晋南北朝史的所有重大问题都做过研究，发表了许多独到的见解。研究魏晋南北朝必须看这本书，重要题目在这本书里面都可以找到线索，看到唐先生的见解。
为什么唐先生有这样的学问？唐先生在《论丛》的跋语中说到自己的学术经历，引郭沫若的话说，我们就像一个个旅行家，每到一站，行李箱就贴上这个码头的旅馆标签。唐先生赞同这个说法。我想，唐先生的学术经历不是一般的旅游者沿途看看风光，捡拾现成的样品而已，而是有他自己的选择，有他自己在这个过程中间的积累和融会贯通。
唐先生接受了中国传统学术的训练，有家学，有师承。传统学术的深厚见识和对资料的精密处理，所谓考据之学，他很擅长。后来，他通过史学界前辈先驱者的教育，接受了西方史学的学理和方法，讲究实证而有新的思维。唐先生眼界开阔，能够通观社会全局来抓问题。唐先生对所经历的各个学术阶段的方方面面，经过独立思考，经过取舍，去其烦琐和空疏，得其精到和深广，形成自己的学术风格，所以面貌很新。
唐先生治学思辨能力很强，有自己的巧思。我过去读傅斯年的《周东封与殷遗民》，他把《论语》中“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这个两千多年都说不透的问题抓住了、说透了。现在人读《论语》，也都想不出一个更新的解释来。这样的具有巧思的作品，读起来非常过瘾。
上世纪40年代，陈寅恪先生当选为英国科学院通讯院士，英方举了他的三篇代表作，篇篇都具有巧思，一篇是《支愍度学说考》，一篇是《东晋南朝之吴语》，一篇是《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读唐先生文章，能够得到这种感觉的也不少，如《晋书赵至传中所见曹魏士家制度》，看起来是一篇小文章，却带出一个大题目。
这不光是学术素养和理论水平，还要很高的悟性和很丰富的灵感。就这方面来说，唐先生有很多可学的地方，常常让人回味无穷。古人说大匠诲人以规矩，不能使人巧。前辈学者并没有教我们如何把他们治学的“巧思”学到手，只有靠我们自己深深地去体会。
附录：田余庆先生在私信中谈陈寅恪与唐长孺（摘抄）
【小编案：《人民日报》1998年6月20日发表北大前副校长沙健孙教授的文章《向陈寅恪先生学习什么？》，其中有这样一段：“几年前，在北京史学界的一次座谈会上，记得当金冲及教授称赞田余庆教授所著《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写得深刻、读来引人入胜时，周一良先生曾说：田先生这部书超过了陈寅恪。因为陈先生的方法，田先生都掌握了；而田先生掌握的方法，陈先生并不都掌握（大意如此）。周先生的这番话，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因为我在北大历史系上学时也读过陈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等书，从中受到过启发，而且听得人们议论，陈先生的学术成就几乎是无法超越的。不过，周先生当时并没有对这几句话作解释。后来，在1997年第三期的《北京大学学报》上，我读到了周先生对此所作的进一步的说明。他指出，田余庆教授‘此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微观的历史考订与宏观的大势鸟瞰，对东晋一百年的政治、社会史作出不少富有创造性的解释，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上的一大突破。书中论点之新鲜，分析之透辟，不亚于陈寅恪先生之著作，而有些方面过之，其原因当归功于解放后不断学习唯物辩证法之赐’。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不仅不会限制、而且有助于推进历史科学的发展，这该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例证吧。” 田余庆先生得知后，甚感惶恐，多次在多个场合表达反对的意思。下面的话，摘自田先生1998年7月13日给某学生的信。】
要紧的是谈沙健孙文。此文我读到也较晚，是看到《报刊文摘》上摘要，才找来《人民日报》，一看，果然如我所耽心的，把我写进去了。我的基本态度，多次在别人当我的面谈起时，我都说过了。寅老的学问广博精深，不是我能望其项背的。他的学问与我的“学问”，不同档，不同质，根本不存在讨论的必要。论学问，他是山岳，我是小丘；他是海洋，我是池塘。此非自谦，实在是心里话，所谓剖心之论。
我作过一些文章，有的有可取之处，甚至有些特点，也是由于多读了前辈的文章，多学了一点文章写法。至于论点，学问发展，理应后浪推前浪，“譬如积薪，后来居上”。大半世纪以前的书，启迪了后人，喂养了后人，后人再谈到这些问题时有所长进，这是自然之事。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我的文章不要多久，又会有人超越。周先生的话也是就具体的文章见解而言，绝无比学问之意。
我意要写文章就得有点创新，即超过前人。至于创新之处有多大，是另一问题。我的歉仄之处，是一生快走完的人，所获仅此一点点，愧对前辈，也愧对后生。至于个人对比，不要说寅老，也不敢比唐先生。
唐先生自认是寅老私淑弟子，我自认唐先生是我尊敬的师辈，我愿做唐先生的私淑弟子。唐先生去世，周先生所拟以他和我的名义发的挽联，上联是“论魏晋隋唐，义宁而后，我公当仁居祭酒”，这就表明我们对唐先生的尊敬之情。我对唐先生私交中，一直以学生之礼自处。
周先生对我厚爱，我终生不忘，我对他也是执弟子礼。周、唐二先生学问宽广，知识渊博，世界知名，他们能把我视为可教的弟子，我就非常满足，绝不能有半点僭越。
这件事我费时间反复说明，正由于我感到不安，感到沉重，希望友朋同仁能理解。如果你听到有人再说起，希望能为我作些解释。你说曾听到不同意见，见仁见智，等等，我理解，我感谢，我也尊敬这些先生，因为他们是从科学出发。
总之，绝不要用我比前辈，要比，只能说我是沙丘、池塘，他们是山岳、江海。这是真心话，可质诸天。至于公开讨论，那我会觉得自己处在难堪地位。这封草草写就的信，也许将来还用得着。如果你那里能复印的话，请复印一份给我，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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